福音书（GOSPELS）
用复数来表明「福音书」（腊：euangelia；〔译注：福音书在英文是用复数表达的，即 Gospels 的做法〕），对于使徒时代及后来两个世代的人来说，都会是难以理解的，因为使徒所见证的本质上只有一个真正的福音（euangelion）。保罗说，任何人如果传别的福音，都要被咒诅（加一8-9）。传统上放在新约最前面的四卷书，准确来说，是同一个福音的四部记载──「神的福音……论到祂儿子」（罗一1-3）。福音书的复数乃是直至主后二世纪，才被人采用的。例如殉道者游斯丁（Justin Martyr）这样说，「众使徒所着的回忆录」，被称为「福音书」（'Gospels'; First Apology 66）。较早期的作者，无论所指的是单独一卷的福音书或者是一系列的福音书，都是采用单数的名词的（参 Didache 8. 2; Ignatius, Philadelphians 8.2）。四福音的传统名称显示，在福音书中，我们可以读到论到基督的福音或好消息的记载，由四个不同的作者分别讲述出来。在所知最早有人使用福音书的复数之后很长的一段日子，仍然有人用福音书的单数，来提及福音书四重的记载。
Ⅰ 口传时期
我们现今所熟悉的，已经写了下来的福音书，其中大部分的内容，在成书之前，已经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，以口传的方式流传。
a. 耶稣的话
耶稣以「宣讲神的福音」来开始祂在加利利的事工。这福音的内容就是，神所定的日期已经到了，神的国近了。耶稣劝祂的听众要悔改和信福音（可一14-15；参：路四18-21）。耶稣所传的，并非晴天霹雳的信息；那不过是神的应许的应验。这应许是神在较早时，已经藉着祂的众先知预言了的。如今，神终于降临人间。这不单是耶稣信息的重点，也是祂大能的作为所要彰显的真理（路七16）。祂的作为，也是一些征兆，显示在神的国展开之时，魔鬼的权势正被粉碎（太十二22-29；路十一14-22）。同一个主题贯穿耶稣的比喻，呼吁祂的听众因着国度的降临，而作出抉择并儆醒等候。
除了公开的传道事工以外，耶稣还特别给予门徒系统的训练，用一种方便记忆的方法，教导他们。耶稣在与法利赛人和其他敌对者的辩论当中，也发表了一些见解。这些见解一旦听了，是不容易忘记的。事实上，后来门徒要面对具争论性的问题时，这些看法对他们很有用。回忆起耶稣曾作过的宣告，对他们很有帮助。
b. 使徒传统
新约书信有几处地方提到「传统」（腊：paradosis）。门徒从主那里领受这传统教训，然后再传给那些皈依基督的信徒。整体来说，这个传统包括了使徒的见证，见证「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直到祂……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」（徒一1-2，参：一21-22）。而使徒的见证，是透过不同的方式保存下来和传递下去的──主要是透过宣教上的传道，对信徒的教诲，以及基督教的崇拜这些方式。在林前十五3起，保罗将他在宣教上所传的真道的大纲，记录了下来──「基督照圣经所说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，第三天复活了），并且显给一大群目击者看。保罗提到其中一些目击者的名字，而大部分的目击者，在保罗写信之时，是仍然活着的。保罗补充说，无论基督的福音，是由他自己传，或者是由耶稣原来的众使徒传，信息的基本内容始终是一样的（林前十五11）。这一点，可以从不是保罗所写的书信，以及使徒行传所撮录的、早期基督教信息的纲要中获得证实。使徒所宣讲的，是神拯救人的福音，宣告耶稣是主和基督，并呼召人悔改，并藉基督得着赦免。
在新约的书信中，我们偶尔会读到一些写给初信者的教训的实例。很明显的，耶稣自己所教导人的，就是这些教训的基础。例如，保罗教导信徒有关婚姻的真理时，引述了耶稣禁止离婚的命令（林前七10）。同样的，保罗也引述了主的另一番教训，就是规定传福音的人可以靠福音养生（林前九14）。不过有证据显示，初信者要接受更有系统的教导，是透过要理问答的方法实行的。随着信主人数的加增，特别是在向外邦人宣教的过程中，设立「学校」训练老师几乎是必要的事，而耶稣教训的摘要，就无可避免的被草拟出来，成为口述或书写下来的传授资料。我们可以想象马太和路加这二位作者所参考的耶稣的「言谈汇集」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。后来更有人认为，马太福音本身，就是在这类学校中成形的；参 K. Stendahl, The School of St. Matthew 2, 1968。
在初期教会的崇拜中，信徒肯定也会记起耶稣的言行。在基督教信仰最早期的日子，那些认识耶稣的人，在交谈当中，无论是随意的倾谈，或者是指定的团契或崇拜聚会也好，一定会彼此对问说，「你记得我们的主是怎么说的吗？」尤其是记念主的圣餐聚会，更经常为他们提供机会，去重复讲述主的死和祂受难前后不久所发生的事情（林前十一26）。
事实上，基督徒的崇拜聚会和使徒在宣教上传讲信息时，都一再的讲述耶稣受难的故事（参：林前二2；加三1）。这故事在很早期就已经成形为一份连贯的记录，这是形式批判学（form criticism）的学者透过别的途径，从现存的福音书中得出的结论。形式批判学主张福音书是由个别独立的段落拼合而成的。这些学者，尝试从写成的福音书中，找出这些自成一段的单元，并将这些不同的段落分类，再想象这些段落的故事，是在甚么生活背景下产生的，又如何透过口传的方式流传下来（*圣经批判学，III）。
Ⅱ 写成的福音书
正如我们可能猜得到的，福音书开始成书，正好是第一代基督徒时代的末期。当那些「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」（路一2）见证人离世后，信徒就特别强烈的感到有必要将这些人的见证，透过文字的方式，永远留存下来。二世纪的传统，正是将福音书开始成书的日期，定于这个时候，而他们这个看法是正确的，我们现有的正典中的四卷福音书，大概也是在主后60至100年这四十年之间成书的。不过，我们也不必因此认为使徒的见证在主后60年之前绝对就只是透过口传的方式传递。根据路一1「有好些人」曾经着手撰写关乎福音的事件的、有系统的记录；在这些人当中，至少有些人可能在主后60年之前就这样做了。不过，这些记录，有些大概已经被收集在现存的福音书里头。除此之外，就未有发现更早期的文稿。
在四福音中，可以分辨出几种的传统。有关这方面，就如在其他一些方面一样，约翰福音与其他福音书是有所分别的，宜作独立的处理。另外三卷福音书是相关的，到一个地步，很适宜对这三卷福音书作「符类」的研究。譬如说，将三卷福音书的经文，平行排列成三栏，便很容易看出其中的异同。因此，这三卷福音书通常被称为「符类福音」。英文这个名称（'Synoptic Gospels'）似乎是由格利斯巴赫（J. J. Griesbach）于1774年首先提出来的。
a. 符类福音
将马太、马可和路加三卷福音书比较研读时，我们会发现有相当多的资料，是三卷或是其中的两卷福音书，都有记载的。马可福音661节经文中，有606节（可十六9-20不计算在内）。基本上是以摘要的形式，在马太再次出现的。马可福音的661节经文，有380节在路加福音重新出现。或许我们可以换上另一种说法，就是马太福音的1,068节经文中，有约500节经文，基本上是与马可福音的606节经文相同。而路加福音的1,149节经文中，有约380节经文是与马可福音相似的。在马可福音中只有31节经文是没有出现在马太或路加福音的。马太和路加福音，分别有多达250节经文是相似，但却是在马可福音找不到的。在这250节经文中，有时，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在字眼上差不多是一样的，而有时，两卷福音书所用的字眼，则有很大的分别。马太福音中约有300节经文，是在其他福音书找不到的。路加福音则约有520节经文是其他福音书没有的。
符类福音的这些共通和独有的资料的分布，原因何在，是不可能透过捷径的方法去得到满意的答案的。我们不能根据毋须验证（a priori）的原因，去作结论说，某卷福音书比另一卷福音书较早写成，而另一卷福音书，则较晚写成。又或者说，某卷福音书是另一卷福音书的底本，而另一卷福音书，乃是根据这卷福音书而写成的。单凭客观的数字统计分析所出的结论，也未必可靠。只有将所有相关的资料列举出来，再衡量各种不同的可能性，并运用判断力去审核有关的答案，才会得出一个结论。对符类福音的研究，已经过了一个半世纪，学者的意见却仍未见一致。这可能是由于现存的资料不足以解决有关的问题，又或者是因为研究的范围过分受限制。不过，某些研究的结果，是应该比其他结果赢得更一致的意见的。
其中一个研究得出来的结论就是，马可福音乃是符类福音中最先写成的书卷，且为其他两卷符类福音的主要参考来源。一般认为，这个结论，是由拉克曼（C. Lachmann）于1835年奠下稳定基础的。有些时候，在马太和马可的记载中先后次序相同的地方，路加的记载，却有不同的先后次序。更常出现的情况是，马可和路加的记载在先后次序上相同，却与马太的先后次序不同。可是，马太和路加的记载的先后次序，却从来没有与马可的不同。这些现象显示，马可乃其他两卷书主要参考的资料（也可能有其他解释）。除了这外在的证据以外，更重要的是，拉氏曾经仔细一段一段的研究、比较三卷福音书如何记录其中共有的资料。在绝大多数共有的段落中，假如说其他一卷或两卷的符类福音是曾经参考马可福音的话，我们就最能够明白个中的情景。只有少数学者认为路加福音应是其他两卷符类福音可能的参考资料。可是，主要受奥古斯丁的影响，马可是马太的摘要这个见解，则流传了一段长时间。不过，在马太和马可共有的记载中，马可的记载却往往比马太详尽；马可不可能是马太的摘要。在很多情况下，相信是马太缩短了马可的记载，而不是马可扩大了马太的篇幅，更容易对两卷书类似的记载，作出较合理的解释。在马太和路加的记载中，先后次序相同的地方，马可记同样的事件的次序，永远是和其他两卷福音书一致的。虽然，马太和路加在用语上，偶尔会相同却有别于马可的用语，可是，这些例子主要显示马太和路加对马可的文法或风格加以修饰。这些例子既不是很多，也不是重要到一个地步，足以推翻以马可为最先写成的福音书的论据。一般而言，这些论据是有一定分量的。
在符类福音中，与马可共有的记载，是比较重要的，因为马可福音的架构与使徒所传的道，关系密切。这种关系存在，主要不是因为传统认为马可有彼得的权威作后盾（这传统看法在马可的叙述的某些段落，有内证的支持），而是因为马可乃是以初期信息的大纲作为主线，去将他的福音资料的不同单元串连起来的（正如杜德 [C. H. Dodd] 用实例说明了的）。在新约书信的某些段落以及在使徒行传所记的一些讲道中，我们也可以辨认出类似的一些大纲。
马可是其他一卷或两卷的符类福音所共有的记载，主要是一些叙述事。（主要的例外有可四的比喻及可十三有关末世的教训。）另一方面，马太和路加共有而马可没有的记载，则主要是耶稣的教训。我们差不多可以这样说，马可的记载是关乎耶稣的作为的，而马可没有记载的，则是耶稣的言论。一般将使徒的「宣讲」（ke{rygma）和使徒的「教导」（didache{）加以区分（尽管两者之间的分别被夸大了）。就符类福音而言，我们也可以作出类似的识别。我们可以依照沿自二十世纪初期的惯例，将马太和路加共有而马可所没有的记载，称为 'Q'，以方便日后讨论。这个做法也是没有偏见之举。
'Q' 这部分的资料，有二百至二百五十节经文。这些经文，可能是两卷福音书之中的一位作者引述了另一位作者，或者是两位作者都引用了同一份资料来源。很少（假如有的话）学者建议马太是引述路加的记载的，尽管有人认为，相信马太参照路加的记载，比相信路加参照马太的记载更为容易。「路加参照马太的记载」这假设，则至今仍受到广泛的支持。可是，这个假设是特别易受攻击的，因为这个推论等于是说，路加将在马太出现的 'Q' 经文原先排列得整齐的次序相对地弄乱了，而持这看法的人却没有提出任何可能合理的原因，去说明路加为甚么要这样做。
'Q' 乃是马太和路加参照同一个资料来源而写下来的这个假设，所引起的问题，比其他任何一个假设会带来的困难来得少。
我们尝试重整这份假设存在的共通资料时，必须小心不要以为我们可以构建一份完整的文献。然而，我们能够做到的重整功夫的结果显示，这份资料与旧约先知书的格局十分相似。先知书一般记载先知的蒙召，以及在一个记事的架构中，将先知的预言记录下来，却不提先知的死。而 'Q' 的资料，似乎也是照这个模式汇集而成的。'Q' 起初讲述的，是耶稣被约翰施洗及在旷野受试探。这一段记载，成为了耶稣事工的序幕。之后就是他的几番言论，插在篇辐很短的记事架构里头，可是却一点也没有提到耶稣的受难。教训的内容主要分成四组，可称之为
(i) 耶稣与施洗约翰；
(ii) 耶稣与祂的门徒；
(iii) 耶稣与敌对祂的人；
(iv) 耶稣与未来。
由于我们重组的 'Q' 资料的唯一途径，是靠赖马太和路加所共有，而马可所没有的，我们就很难知道马可是否也有参照 'Q' 的资料。有可能 'Q' 是比马可较早成形的。以安提阿教会作基地的、向外邦人宣教的事工，很可能用过 'Q' 作为问答式的教义材料。马太和路加只有的 'Q' 的资料，有时在所用的字句方面，几乎完全一样；有时却有所差异。偶尔有人认为，个中的原因在于 'Q' 源自两股不同的传统。不过，更可能的解释是，'Q' 是从亚兰文翻译成希腊文的，而马太和路加在引述 'Q' 的时候，有时用同一个译本，有时则用不同的译本。关于这点，引述帕皮亚（Papias）的话（根据 Eus., EH 3.39的记载），是很适切的。他说，「马太将〔耶稣的〕『圣言』（logia）用希伯来语（亚兰语）编纂成书，而每个人就尽所能的去翻译这些话。」用 Logia （圣言）这名称来指上述我们尝试辨认的、'Q' 背后的汇篇，是特别适当的。
马太和路加还采用了哪些资料来源，这个问题比重组 'Q' 的资料更难确定。马太似乎还有将另一份与 'Q' 相似的耶稣言论集的内容收集在福音书里头，而这份资料是在犹大而不是在安提阿保存下来的。这言论集，通常称为 'M'，以方便记〔译注：马太福音的英文（Matthew），第一个字母是 'M'〕。路加则收录了一批相当独特的资料（主要记在第九至十八章内）。这批可能源自该撒利亚的资料，一般称为Ｌ。到底这些被福音书作者所采用的「资料」，之前是否成文的记录，值得怀疑的。有人认为路加写福音书，是根据他在该撒利亚和其他地方所得到的资料，将 'Q' 的资料作进一步的阐述，如此写成了路加福音的初稿的。这初稿有时被称为「雏形路加福音」。稍后，他再加入马可的资料的几段记载。有关「雏形路加福音」这假设的评价，见：格瑟里（D. Guthrie), New Testament Introduction3, 1970，页175-83。一般可以同意的见解是，马太将不同的资料揉合在一起，而路加则将他的资料并列成书。关于马太和路加开头所记的、耶稣出生的记载，不在符类福音的批判范围之内。论到这些出生的记载，我们不应排除它们多少曾借助于一些闪族语〔译注：在此指亚兰文〕文献的可能性。可是，我们必须强调，福音书的来源批评学虽然十分吸引人和富启发性，福音书本身的研究，比这些假定存在的原始资料的研究，是重要得多的。研究福音书的作者可能会参照些甚么资料是好的，却不如了解他们如何使用这些素材。近年来，学者越来越认识到福音书的编修批判（redaction criticism）与传统批判研究一样重要。传统批判学，追溯传统如何成形以及最终由福音书的作者采用的历史。编修批判学则集中研究个别的福音书作者的贡献，看看他们如何处理及表达这些传统的资料。每卷符类福音都是一个独立的整体，并非缺乏创作性，把资料随便剪贴而成的文集。每卷福音书都有本身对耶稣及祂事工的观点，每卷书对我们认识新约呈现在我们面前的、耶稣的全貌，都有它特别的贡献。
b. 第四卷福音书
约翰福音代表着一份优良原始的传统记录，在符类福音的传递过程以外被保存，而且不单存于那位为主所爱的门徒的记忆中，也为一个活生生的基督徒团体所保存。他们所处身的环境，很可能就是较晚时《所罗门颂歌》（Odes of Solomon）源出的背景。约翰福音与昆兰经卷的背景，有很多相同之处，而约翰福音在结构上与巴勒斯坦会堂的圣经选文集有紧密关连，以致近来我们深深明白到，约翰的传统植根于巴勒斯坦的犹太背景，尽管在主后一世纪末叶，这卷福音书成形为一本文学作品时，为了针对较为广大的一群希腊听众，而有所修订。从约翰福音中，我们可以清楚的辨别出使徒宣讲的一套固定的大纲，「与在马可所辨别出来的一样清楚」（C. H. Dodd, The Apostolic Preaching and its Developments, 1950，页69）。（*约翰福音）
Ⅲ 四重的福音书
第四卷福音书出版后不久，四卷正典的福音书开始以一套书集的方式流传，而且从此一直是这样留存下来。我们不晓得到底谁先将四卷福音书编成一集，也不能确定四卷福音书的文集是在甚么地方首先为人所知，有人认为是以弗所；有人则认为是罗马。大公教会及诺斯底派的作家同样熟知这四卷福音书，而且也承认它们的权威。最近，从*基诺波斯基安的诺斯底著作中，发现了华伦提奴派（Valentinian）人士著作的《真理的福音》（Gospel of Truth，约主后140-150）。本书并不是要对四卷正典福音书作出补充或取代它的地位，而是假定了四卷福音书的权威。《真理的福音》其实是一系列的默想，默想隐藏在四卷福音书（以及其他新约书卷）中的「真福音」。马吉安（Marcion）是个例外。他否定马太、马可和约翰福音，又公然宣告只有路加福音（他自己编辑过的）是唯一可靠的福音（euangelion）。反对马吉安的文稿（如：反马吉安的福音书的前言，及后来的《穆拉多利正典》 [Muratorian Canon]），并没有将四重的福音书视为新著作那样来介绍，却只是在回应马吉安的批评时，重新肯定四卷福音书的权威。
在主后95年后的半个世纪，赞恩（Theodor Zahn）在今日尚存的基督教文献中，只发现四处地方是明显引用了四卷正典福音书以外的福音书的。据游斯丁说，在教会中，「使徒的回忆录」与先知的著作一起诵读；这些回忆录，很可能就是四福音，因为在游斯丁的著作中，可以找到很多四福音的记载的痕迹，而相对来说，引自冒名的著作《彼得福音》（Gospel of Peter）或《多马福音》（Gospel of Thomas）的句语，数量就很少。
当我们读到游斯丁的门生他提安（Tatian）的《四福音合参》（Diatessaron，编于主后约170）时，情况就比较清楚了。有一段长时间，《四福音合参》在亚述的教会虽不是最具权威的版本，也是深受信徒欢迎的福音书的版本。在幼发拉底河的杜拉欧普斯（Dura-Europos），曾发现希腊文版《四福音合参》的一小片残篇。这残篇于1935年出版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对《四福音合参》的认识，直至最近为止，都是间接的，是建基于对叙利亚文版的《四福音合参》的翻译本之上（这些翻译本，有些直接译自叙利亚文；有些则是译自叙利亚文的翻译本）。可是，在1957年，在彻斯特比提（A. Chester Beatty）文集的皮抄本中，发现了原文用叙利亚文写成的、以法拉埃（Ephraem）对《四福音合参》的部分注释。这部分注释的篇幅也不短（写于约四世纪中叶）。这份文稿，由利洛尔（L. Leloir）于1963年与拉丁文译本一同编订，为《四福音合参》早期的历史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
他提安从约一1-5开始编辑，大概编至约廿一25就停止。他的《合参》的资料，乃是根据四福音的。我们会发现，他偶尔会插入正典以外的资料（所加插的资料，大概取自《希伯来福音书》[Gospel according to the Hebrews]）。不过，这并不影响以上提到的基本事实──他的《合参》取材自四福音书，正如他提安偶尔也会修改福音书的字眼，反映他禁戒派（Encratite）的观点。（*新约正典）
他提安的著作，证实了四福音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。而四福音的这份权威，在他氏之后的十年左右，再被爱任纽进一步的证实。对爱任纽来说，福音书的四重性质，是基督教已经接纳了的其中一个事实，正如地球的四方位或天的四种风向一样明显，不需要加以证明（Adv. Haer 3. 11. 8）。与他同时代的亚历山太的革利免（Clement of Alexandria），谨慎地将「传留下来给我们的四福音」与其他不属正典的著作分开。这些著作是他偶尔会引述的，如《埃及人的福音》（Gospel according to the Egyptians; Miscellanies 3. 13 )。特土良（Tertullian）甚至没有引用过这些不属正典的著作，限制自己只引用正典的四福音。他尊崇四福音独一无二的权威，因为它们的作者，不是使徒就是曾经与使徒有过密切关系的人。（就像其他西方的作者一样，他安排四卷福音书的次序是这样的：马太和约翰福音这两卷「使徒的」福音在前；路加和马可福音在后。）俄利根（Origen，约主后230）总结了长久以来大公教会对四福音的态度，形容「四福音〔译注：指在所有福音书中〕是普天下的神的教会唯独没有提出过质疑的书卷」（Commentary on Matthew in Eus. EH 6. 25. 4）。（像爱任纽一样，俄利根也是以我们所熟悉的次序去排列四福音。）
从某个角来说四福音是匿名的著作，因为当中没有一卷福音书具有作者的署名。帕皮亚（Papias）的著作，首先提到马太和马可是福音书的作者。帕皮亚是在主后二世纪上半期，在弗吕家（Phrygia）的希拉波立（Hierapolis）作主教的。他根据那位「长老」的权柄，作出以下的声明，「作为彼得的翻译员的『马可』，准确的写下了他〔彼得〕所提过的主的言行，但并没有按次序写下来……」。帕皮亚所指的，肯定就是我们现有的第二卷福音书。他又提到马太所编的「主的话」（logia；以上引述过的，见 II）。不过，这番声明则引起较多的问题。今天学者仍然在争论到底他指的是我们现有的第一卷福音书，还是一套耶稣言论集（正如这条目所建议的），又或者是指一连串有关弥赛亚的预言，或是指其他著作。论到路加和约翰是福音书的作者，最早最清楚的声明，莫过于那些反马吉安的福音书的序言了（其中至少有部分是取材自帕皮亚失存了的著作的），以及爱任纽的著作。爱任纽对他所领受到的看法，作出了以下的总结：「马太在希伯来人中间，以他们的语言写了一部福音书；那时彼得和保罗正在罗马传福音及建立教会。在他们离去以后，彼得的门徒及翻译员马可，也同样的将彼得传道的内容写下来传留给我们。保罗的同伴路加，将保罗所宣讲的福音写成一本书。然后，主的门徒约翰，就是曾经靠着耶稣胸膛的那位门徒，在亚西亚省的以弗所停留的期间，出版了他所写的福音书。」（Adv. Haer, 3. 1.1.）
尽管我们不完全同意爱任纽所说的话，我们仍然衷心赞成正典的四本福音书，乃是使徒的见证，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将神在基督里的救赎的启示，表达出来（见：论到四福音书的文章）。
书目：K. Aland 及其他人，Studia Evangelica, 1959; C. H. Dodd, The Apostolic Preaching and its Developments, 1936；同作者，History and the Gospel, 1938; W. R. Farmer, The Synoptic Problem, 1976; T. W. Manson, The Sayings of Jesus, 1949；同作者，Studies in the Gospels and Epistles, 1961; D. E. Nineham 编，Studies in the Gospels, 1955; B. Orchard and T. R. W. Longstaff 编，J. J. Griesbach: Synoptic and Text-critical Studies, 1978; N. Perrin, Rediscovering the Teaching of Jesus, 1967; J. Rohde, Rediscovering the Teaching of the Evangelists, 1968; J. H. Ropes, The Synoptic Gospels, 1934; W. Sanday, The Gospels in the Second Century, 1876; B. de Solages, A Greek Synopsis of the Gospels, 1959; V. H. Stanton, The Gospels as Historical Documents, 3 vols., 1903-20; B. H. Streeter, The Four Gospels, 1924; V. Taylor, The Gospels9, 1960；同作者，The Formation of the Gospel Tradition, 1933。
F.F.F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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